职业一词一说起源于西方卡尔文教派“天职”的思想，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打个比方，西方如果也有谥号这个制度的话，“职业”相信是一个能让很多劳累了一辈子的人死而瞑目的词。各行各业、各职各岗的人职业、专业、敬业，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往大处讲，其实是西方企业竞争力、整个国家竞争力最牢固的微观基础。
士的精神
其实中国自古也有“职业经理人”一说，不过这个词的表达是“士”。从士的产生上来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王官失守，一部分接受过礼乐教化的贵族没落了，由贵族而沦为只保留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的士民；另一方面，私人办学兴起，不少庶民甚至是野人、贱人有了接受礼乐教化的机会，由庶民转变为士。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在孔子的心目中，士的上品是内圣外王兼备的人才，既能对自己的行为怀羞耻之心，又不负重托，能担当一方重任的人。
孟子则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说过，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总的来说，儒家所认为的“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并且，仁和道义是士的基本品格。士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而是“知识劳动者”――这是彼得·德鲁克的语言。士是无恒产的，所以他们并不代表经济势力。但是孟子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究其原因，正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因为士具有独立不倚的人格，坚强、果敢的品质，因为在他们身上，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落实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艰难崎岖的人生历程。
对皇帝而言，士就是早期的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期望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人。士一旦踏上仕途，就算是有了一个职业的平台。而为官的士，他就必须要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基础上加上忠君。但从本质上讲，士的价值观还是以“天地君亲师”作为排序的，对君权的忠诚是必须在符合道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天地”。
每个皇朝更替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帮平时受气的迂腐知识分子忽然成了杀身成仁之士。宋代，有陆游、辛弃疾之流，他们从文人变成了抗金的义士；明代，南明小朝廷和皇亲贵族早已溜之大吉，顾炎武之流的文人还在那里拼死抗争；清代，谭嗣同完全可以溜到海外，但是却选择以自己的死来唤醒国人的方式。
这些士难道都只是为了忠君？或者说是受了朝廷的什么恩惠？我看并非如此，南宋的小朝廷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南明也没有。但是为什么每到紧要关头，出头的都是这些士而不是皇亲国戚呢？报恩不是一种好的解释，我想最好的解释，还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
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一直是士的精神，清入关之后，遇到最顽强的抵抗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江南士人集结的抗清武装。这种士的精神，他们并不会因为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败而消失，他们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忠君的立场上的，士的精神在于捍卫文化所赋予一个知识分子的维护传统的精神力量，在于不向政治势力屈服，在于捍卫自己的精神信仰。
职业经理人的使命
职业经理人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士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士的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思想传承。因为从本质上讲，他们至少有三点是相似的。首先，士和职业经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正是教育让他们不仅仅是个“物质人”，他们更看重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归属；其次，他们都不是生产资料的完全拥有者，他们唯一拥有的是知识，但是这样说也不全对，因为知识本身就是资本，所以他们也拥有生产资料，而另一个主体――组织――也拥有生产资料，两者需要互补；再则，在士和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观排序中，“君”或者组织（公司）的排序也都不是第一位的，尤其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专业”、“自我价值的实现”、“机会”远超过对公司的忠诚。
尽管现今的企业不断地在向职业经理人灌输“与公司共命运”、“这是你的船”之类无条件忠于公司的思想，但是这些灌输基本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薪水再也不能换来以往的忠诚了呢？就在并不很久的以前，我们讨论的是“劳动”，而现在讨论的是“人力资源”，这个变化的产生是因为职业经理人拥有的是“知识”（它是资本，同时也是一个公司部分的生产资料），尤其是知识渊博、掌握技能的职业经理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对公司的贡献和他的知识能产出多大的收益。一个公司越是成为由知识劳动者（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组织，其成员脱离该组织而加入其他组织就越是容易。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从而才能找到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之间价值与使命的交集。CEIBS的管理学教授肖知兴曾在《让我们更职业一点》一文中说过：上个班被人以死相逼，要求把公司的事情当命根子，是不是有点过了？……职业经理人讲究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不唱“以司为家”的高调，所以，他们下班也许不接公司电话，他们休假也许雷打不动，他们也许不拒绝猎头公司的邀请，但只要一天在岗位上，他们就一天按照职业道德的要求，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
这段话点出了职业经理人的使命，那就是“把工作做好”，这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却是职业经理人的最高准则，其实也是最难的一件事。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并且要做得完全不走样，试想这样的职业经理人中国能有几个？而对公司的忠诚，对老板的忠诚，说到底是很难评估的一件事。唱高调的事情，古已有之，但大多没有什么好下场。赵构不相信“职业经理人”的岳飞，相信了每日向他表忠的秦桧，到底落得个昏君的千古骂名；崇祯不相信袁崇焕，而只相信身边的佞臣宦官，也落得个亡国的悲剧。
士以天下为己任，职业经理人以专业为己任，能做到这些的，已是了不起的品质，君权或者组织要颠覆这样的价值观，只能落得两败的结局。
我们缺乏的就是职业经理人
职业经理人一词似乎并不受某些老板的欢迎，他们希望的是有“二老板”心态的人。但问题在于这从前不是士的准则，现在也不是职业经理人的准则。所谓的“二老板”，他一定是基于亲情而并非基于职业，他并不能遵从职业的道义，也达不到职业的水准。
我们的职业经理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究其原因，是缺乏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机制。请注意我说的不是环境，很多人认为应该先有老板的职业经理人意识才会有职业经理人，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士就诞生于儒家的教义，他们并没有因为明君或者昏君的更替而多了或者少了。
西方的职业制度起源于新教伦理，它培养了专业和敬业。而中国的士的消失，是因为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士的精神也难在职业经理人身上得到延续。中国缺乏的不是那些纯粹忠于老板、忠于公司的人，那些人往往欠缺职业经理人的素质，也更欠缺职业经理人的专业水准。没有一个朝代可以通过奴才去振兴，也没有一个公司可以通过奴才去获得竞争力。公司的竞争力一定是基于知识劳动者的竞争，也就是基于职业经理人的竞争。
职业经理人的使命就是水滴石穿，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而无论自己在哪家公司。这是一个优秀的公司之所以振兴的根本，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振兴的根本。就像过去几千年来，虽然朝代更替，但士的精神一直在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是一个道理。
此文发表于《浙商》杂志2006年2月刊“浙商课堂·以史为镜”的俞雷专栏。（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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