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月的入学教育及军训安排后，90后新生们带着摆脱高考的轻松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已经开始真正坐到了大学校园的课堂里。
这一代人是幸运的。有1/4的中国孩子现在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在一些发达地区，上大学已经普及。比起30、4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有不分阶级成分和社会地位高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也不再有几十个人里面录取一个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拥挤与煎熬。毕业后的工作不再包分配，但也带来了自由。
他们在上小学时就学会了使用电脑和网络，能用英语辩论。他们带着化妆品、时尚衣裳、保险箱和信用卡，揣着手机、MP4、上网笔记本以及自己的论坛ID，坐着飞机、火车、大巴，或者父母的小车，骄傲地踏进大学校园的大门。
经过10余年快速建设，如今的大学校园普遍有了能无线上网的学生宿舍楼，带中央空调的教学楼，有网络数据库的图书馆，口味多样的食堂，数字化管理的澡堂，众多的咖啡厅和书店，带塑胶跑道的大操场和体育馆，大学校园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接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元。
他们的社会化在进入大学之前就提前完成了大半。来到中国的大城市他们不会再有XX年前很多大学新生的“文化休克”感。那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电脑，第一次知道鼠标不是老鼠，下了地铁就迷路，在街上随便遇个骗子就掏钱。
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困惑的。XX年大学扩招的前景已然成为现实，高等教育的“严进宽出”原则已被“宽进宽出”所取代。学费和生活费在XX年里翻了好几番，农村学生和农村家庭很难承担，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在减缓。
学生人数以几何数量在膨胀，教师人数增长却十分缓慢，本科师生比已经从“放羊时代”（以一当十）进入“快女时代”（以一当百）。无论是去网吧打游戏或者逃课，都再没有过去受惩的压力。带有明显公益属性的教育事业，在这个“产业化”概念横飞的年代里，开始了受缚于自己的体制性困惑。
一方面少数重点大学享受着政府提供的资金、优惠政策和社会资助，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大学以及民办大学长期办学条件得不到改善。当国内知名学府的学生不出校门就能拿国内外两所大学的学位时，浙江杭州一家民办大学的1000余名新生入校第一天就走上街头要求退学，因为实际情况与招生简介落差太大。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的起薪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低，低得甚至比不上职校的毕业生。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成为“雪球”，而政府能够提供的解决办法，是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选村官、去西部支教、去部队服役、以及支持大学生创业的途径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去香港等地或国外上大学。
内地大学，十足的60年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既彰显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条件大幅改善和人们生活的活跃程度，又暴露着高等教育领域内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体制痼疾，以及这个时代曾经选择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遗留问题。
当下和未来的教育政策决定者，不可能不意识到，高等教育问题与其他所有中国的问题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事关国家人力资源的培养，但眼光又不能局限于国内的资源；它既是整个教育体系矛盾的结果，又是全体社会进步动力不足的策源地；它受制于经济结构和产业发展现实的约束，又是左右社会平衡的利器。
所幸，这是一个开放和进步的时代，如同30年、20年前一样，新生力量正在一点一滴改变着旧有格局。网络与全球化使得这些孩子早熟，也激发他们更多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创造力。当他们越来越多地走入社会，了解我们更多的历史与现实，高等教育会有更多“教学相长”的机会。
两三年就会出现一次的代沟，只有在急速转型和发展中的社会才会出现。陈旧的观念不断被扬弃，所有对前途充满迷茫的人们，都要在相互彼此的学习中才能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们需要时间，还有勇气。
质问并试图找出一个替罪羊，来回答“为什么中国的大学会这样”，既找不到正确答案，也是一种与现实同等的浮躁。足够的谦虚与自省，才有可能引领我们重构属于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