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悟原理当作生活精神追求思想 篇1
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这一论述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指南，关系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为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总钥匙”，是我们不断探索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坐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面貌发生着深刻变化，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着深刻调整，这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化解影响社会秩序和活力的新的结构性矛盾，通过不断创新的社会治理，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促进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经济社会、民生保障的发展成果，都在基层实践中得以实现。因而，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基层，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我们必须盯住基层社会治理薄弱点空白点，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把党的组织健全到基层，把政治素质高、治理服务能力强、群众认可的骨干人才选配到基层，以党建覆盖推动治理落地。推动党建写入社会组织章程，支持党组织健全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更好参与治理，使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火车头”;搭建党员发挥作用的平台和载体，提升党员参与基层治理的能力，鼓励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关键环节、重大任务中有所作为，使党员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心骨”。
人民当家作主追求广泛、真实、管用，基层民主是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环节。丰富和发展基层民主，既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又要回应基层的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新时代，“广泛”就是要充分挖掘群众中的“内部潜力”，鼓励其有序进行基层选举、参与民主管理、深化民主监督;“真实”就是绝不照搬西方式“民主”，而是把民主形式落实到“政务公开”和“财务公开”等群众普遍关心的关键环节，将部门开支等项目进行公开，做到让群众看得懂、摸得清;“管用”就是依靠群众，解决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让基层民主为社会和谐实实在在作出贡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我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谋划思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一些地区干部群众探索出提高基层自治组织透明化程度为目标的“民主法治村”模式和系统化村规民约规范，为当地新农村法治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制度基础，为基层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树立了标杆。我们要做到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扎实开展法律进基层的普法活动，提升基层群众法治观念和法律素养，才能营造办事依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社会氛围;只有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法律服务，才能倡导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秩序;只有健全落实依法决策机制，才能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的现象。
2.促进法治、德治、自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我国，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基层社会的法治意识、法治思维还需继续巩固，需要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中国社会重视价值伦理，有着浓厚乡贤情结、宗族文化和礼仪传统。但近年来，城乡基层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人们逐渐意识到不从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强化道德自律方面入手，而只是就事论事、就矛盾论矛盾，社会治理的成效会非常有限。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村民社区的自治章程，应承载道德要求、弘扬美德义行，把人民群众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观念及时上升为规则体系和群众认同，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协调、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促进，使村规民约在基层体现为人民群众真心尊崇的良法，使执法守法在基层体现为温暖基层民众的善举。
以村民居民自治为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是基层社会的现实要求。过去我们在基层工作中的经验表明，基层政府无需对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都“大包大揽”，而应当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的边界，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村民居民自治本位，让人民群众和基层政权机构一起承担社会治理的任务。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一方面应当鼓励广大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与同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管理，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达到自我提高和基层善治;另一方面应做好督促，确保基层自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开展，引导基层自治接受道德规范约束。
3.促进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效衔接
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将政府主导的行政机制、法院主导的司法机制，与依托于基层群众的人民调解机制有效衔接起来，是解决当前基层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毋庸置疑，行政力量承担社会冲突的应急反应职能，对于及时有效抑制冲突激化、平息矛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行政权力在参与纠纷解决中，具有民间性机制不具备的专门性和权威性，也具有司法机制不具备的能动性和高效性，应当按照“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行政主体设立或主持的行政调解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的自愿、合法原则，使用说服、教育等方法，以促使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并达成协议，从而有效化解纠纷。
当前，我们应当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人民法院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肩负着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和谐稳定的职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法治引领、矛盾预防、司法保障等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法院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裁判和司法监督，促进依法履职、维护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也需要法院善于运用诉讼调解这一手段，促使当事人和谐化解纷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以检察机关为重要主体的公益诉讼制度，避免了公共利益处于无保护、不设防状态，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得以通过司法诉讼得到惩治，使得检察机关可通过行使打击刑事犯罪、作出检察建议、行使法律监督、提起公益诉讼等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人民调解以当事人的同意作为其正当化的基础，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机制为当事人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提供平台，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纠纷提交处理直至达成调解协议，均由当事人自愿协商决定，不允许任何人采取任何强制调解方式。其制度上的保密性和温和性，功能上的自愿性和平等性，操作上的便捷性和高效性，使其容易取得当事人选择与信任。此外，调解方式由事后被动调解转化为事前主动调解，还能更大程度减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真正起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
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定有序。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基层社会治理要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确保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得以实现，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在社会治理领域，就应当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地在基层贯彻好、实践好;把自治、法治、德治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方式，构建起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充分整合行政、司法、社会资源，以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维护社会长期稳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把悟原理当作生活精神追求思想 篇2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这是基于理论逻辑、历史经验和现实发展对全党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新时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动员令和指南。广大党员干部应该从共产党人读经典悟原理的意义、如何读经典悟原理等角度认真领会其中的意蕴，努力做到爱读书、读好书、读用结合，自觉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和精神追求。唯有如此，我们的理想信念才会更加坚定不移，我们的事业才会更加一往无前。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目的在于涵养正气、坚定理想信念和指导实践。
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涵养正气。曾在回答俄罗斯电视台记者提问时指出，“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孟子说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是由正义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同样的道理，读书涵养正气非一时之功，非久久为功不可。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只有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为一种生活习惯，才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让浩然之气充盈世间。
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可以让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理想信念犹如精神之“钙”，共产党人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经受血与火的考验，抵御名和利的诱惑，矢志不渝地朝着目标前进。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读经典、悟原理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和方法。20世纪初，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去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研读汉语版的马列主义书籍，由此树立并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他在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道：到了1920xx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由此可见，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对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养成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的习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
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可以帮助共产党人学以致用、指导实践。延安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一种“本领恐慌”，即面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学习，只凭自己原有的知识去应对，就会出现本领越来越少、问题越来越多的情况。面对干部队伍里的“本领恐慌”，毛泽东同志号召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学习。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学习、善于学习，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关键因素。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真正做到读经典、悟原理，不仅要原原本本学习经典原著，同时还要向实践学习。我们要原原本本学习经典原著，指出：“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牵涉面极广，内容精深，其中一些经典应为必读书目，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这些原著文字不多，内涵丰富，时常诵读不但能增进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且对实际工作有着很强的指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有助于共产党员加深对各项工作的理解，从而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力量。
我们还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不断向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我们阅读经典不是为了照搬书中的具体结论，而是为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它们来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的知识来自于实践，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也需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因此，要把读经典、悟原理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读书是学习，践行也是学习。要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当今世界，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变化，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我们要认真调研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生事物规律，然后按照这些规律来处理实际工作，再经过实践检验逐步完善理论。总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以对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党的形象、保持党的兴旺、发展党的事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认真向书本学习、努力向实践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
把悟原理当作生活精神追求思想 篇3
内容提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主流媒体要适应时代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解答好这个课题。要认清媒体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抓住信息革命机遇，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
1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认真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要深刻认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意义，抓住信息革命机遇，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平台，奋力谱写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新篇章。
深刻认识重要意义
面对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的形势，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作为一项紧迫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提速降费措施深入推进，互联网普及率越来越高。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xx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正如所指出的，新闻客户端和各类社交媒体成为很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第一信息源，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源。这意味着我们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的主体与客体是相互的、双向的，既是“人找信息”，也是“信息找人”。媒体融合发展需要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进化到“你找信息、信息找你”的智能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媒体仅仅生产内容和信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而要变得更智能，能够将信息精准分发给需要这条信息的那个人。
顺应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今时代，技术进步是传媒发展的重要动力，核心技术是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通信技术实现了从“2G跟随”“3G突破”到“4G同步”的跨越，正朝着“5G领跑”迈进。信息技术的迭代演进大幅提升了信息传输的速度和容量，让图文、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信息传播载体愈加丰富、新闻报道方式日益多元。主流媒体要跟上时代，就必须跟上信息革命的步伐，及时掌握和运用先进技术，不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的需要。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主流媒体只有把群众变成“用户”，通过丰富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来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感染力，保持稳定增长的用户量和总用户时长，深入影响广大用户的思想和言行，才能充分发挥塑造主流社会价值、夯实共同思想基础的主渠道作用。
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需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今，人们对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不断上升，很多人把互联网作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渠道。如果主流媒体对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供给用力不够，就会失去赢得更多用户关注和使用的机会。媒体融合发展应超越新闻业务的限制，拓展内容建设的空间和领域，把丰富用户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作为重要发展方向。
切实增强紧迫感
当前，媒体智能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媒体融合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但离构建媒体平台还有差距。从纵向发展看，这几年传统主流媒体发展新媒体的力度很大，融合发展程度不断加深，取得的成绩十分显著。例如，人民日报从阵地拓展上推动融合，截至20xx年6月，人民日报客户端累计下载量已达2.4亿，微博总粉丝数突破1亿，微信公众号关注人数超过20xx万，新媒体用户总数突破3.5亿。但从横向对比看，主流媒体与商业平台的差距仍然不小，在用户下载数量、打开频率、使用时长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
新兴技术应用普遍，但技术驾驭与研发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过程中，普遍把网络信息前沿技术运用于新闻传播实践，互联网思维明显增强，在新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进展。但大多仍处于将别人的技术拿来用的状态，所运用的技术主要是别人开发的，所建设的各类媒体“云”大都嫁接在商业平台上，自主性不够强，影响范围和覆盖面比较有限。
融媒体内容创新得到社会认可，但可持续性还不够。媒体融合发展推动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内容创作方式和表现形式日益丰富，涌现出大量有思想、有情感、有温度、有品质的融媒体精品力作。一些主流媒体推出的融媒体产品，因其优质、生动、亲切等特点赢得社会认可，受到网民欢迎，但也存在有爆款作品、无爆款产品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爆款产品的创作生产机制尚不完善，还没有形成可持续的内容生产力。
紧紧抓住关键环节
面对信息革命对新闻舆论工作带来的新挑战，主流媒体作为党的宣传舆论阵地，需要深入思考如何抢抓机遇、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媒体竞争本质上是对用户注意力的竞争。用户对媒体的使用频率越高，媒体的价值就越高、影响力就越大。一体化发展能够整合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聚合各种应用，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效能，增强媒体平台对用户的友好度和黏性，形成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媒体融合发展需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主流媒体和商业平台、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是搞“一刀切”“一个样”，而是根据各自特色和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98.6%，智能手机是最大的上网入口，移动互联网已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移动媒体将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主流媒体需要用好信息革命成果，加快建设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用好商业化、社会化互联网平台，开发互动式、服务式、体验式等信息服务，借助移动传播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坚持用主流价值驾驭新兴技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是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我国企事业单位的共同使命。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重视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技术、运用技术，着力用信息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但我们并不奉行技术中心主义，而是坚持用主流价值引导技术发展、规范技术运用，努力做到趋利避害、确保安全。
坚持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权威的信息得不到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在信息生产领域，主流媒体既要通过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创新，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又要开放媒体平台，构建内容生产、分发与收益机制，给各种内容生产者提供创作与展示空间，让用户、专业机构、社群等主体生产的内容进场，让内容生产变得更加多元、专业和智能，从而为主流媒体平台带来更加丰富、多样、生动、感性的网络信息，不断增强对用户的吸引力、感染力。同时，主流媒体应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于信息内容的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提供千人千面、特色有效的信息，全面提高舆论引导的精确制导能力。
坚持依法管网与技术治网相结合。对网络内容治理与监管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系统梳理，对其中滞后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确保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主流媒体可以探索与提供内容信息服务的网站和应用程序建立综合治理协作机制，开发网络内容管理与审核应用程序，将法律规定的内容和行业标准程序化、数据化、流程化，从管理体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追责机制、技术支撑等方面建立一套系统完善的网络内容治理指令执行体系，提升内容管理智能化水平，确保网络生态健康有序。
把悟原理当作生活精神追求思想 篇4
内容提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改革发展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在改革开放40年不断推进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正如所指出的，“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调整所有制结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针对过去把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限制的做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为调整所有制结构打开了突破口。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存在，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生产力发展不够高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的条件下，不可能存在私有制;同样道理，在社会主义社会要以公有制完全取代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条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的问题时明确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带领人民实行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生产资源。为此，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中国实际，大力调整所有制结构，改变原来“一大二公”的所有制模式，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鼓励和引导国内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又积极引进外资企业来我国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被传统体制束缚的生产力，需要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此，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一开始只允许个体经济存在与发展，到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再到鼓励外资的引进与发展;从界定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或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到强调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从实践中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到在理论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两个毫不动摇”;从市场调节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再到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理论不断创新、实践不断推进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过程。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提出的。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增加供给、满足需要、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搞活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理论上，还需要突破社会主义与私有制不相容的传统观念，进一步推进思想解放。我们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提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系统论述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说明了当时的国情：我国10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还存在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和不少文盲半文盲。与基本国情相联系，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商品经济，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需要进行改革开放，就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们进行的改革，“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以至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所决定的”。这里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对其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述。1997年党的xx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xx大以来，多次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它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其次，它指导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第三，它为在公有制为主体条件下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四，它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制度前提和积极因素;第五，它为我国消除贫穷落后、解决温饱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现实条件。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其中，既有以国有经济为主的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也有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表明既不搞单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仍然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没有改变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应当认识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都是不可替代的，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要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良性竞争、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党的xx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意味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相对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原来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力非常落后，连低端低质的供给也不能满足人民低水平的物质文化需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高端生产力相对不足，低端低质产品过剩而高端高质产品供给不够充分，不能满足人民提高了的美好生活需要，因而形成了供给和需求新的不平衡。还应看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需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也需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把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动力都充分激发出来，共同致力于高质量高效益的发展，共同推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到20xx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把悟原理当作生活精神追求思想 篇5
党的xx大以来，在多个重要会议、重大场合，反复强调脱贫攻坚，多次就脱贫攻坚作出重要指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关于脱贫攻坚重要性的深刻阐述，指引我们更充分地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意义，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和工作主动性。
从历史维度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的济贫历史同样久远。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的观点和论述。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古代中国逐渐形成了以民本、大同思想为基础的慈善传统，开展了以个体、邻里、宗族、会社、机构及政府为主体的慈善救助行为，为近现代中国慈善救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和实践基础。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爱国人士提出民生和社会救助思想，倡导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了近代中国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雏形。但是这些努力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普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现实。
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为天下劳苦人民谋幸福的目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制度基础。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启动大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开发。1993年以来，国家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xx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xx-20xx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xx-20xx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然而至20xx年底，根据现行贫困标准全国还有近亿农村贫困人口，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依然任重道远。
党的xx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党的十九大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3年后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脱贫攻坚目标，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从政治维度看，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一大批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发动群众，以精准扶贫新理念，为贫困群众办实事、好事，帮助贫困群众摆脱贫困，改变贫困现状，以实际行动回应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采取宣传引导、政策激励、典型示范、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把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不断增强贫困群众在参与中的主体感、获得感，促进他们传统观念的改变。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体现，必然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打赢脱贫攻坚战成为培养锤炼干部和人才的重要平台。到贫困村和群众一起脱贫攻坚，是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形式之一。脱贫攻坚各种政策的落实，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具体支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不仅有事干，而且有条件干事、干成事，这对于年轻干部是非常难得的锻炼机会，对于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无疑是有价值的。把干部锻炼培养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把真正能干的干部派下去，若干年后，这些干部中就会出现一批对乡村有感情、懂农村、懂农民的国家治理骨干，这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价值体现。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脱贫攻坚对整个社会扶贫济困氛围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营造更和谐的发展氛围，都是重要抓手和载体。东西部扶贫协作，东部地区在支持西部地区减贫发展的同时，拓展了自身发展空间，彰显了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中央国家机关单位定点扶贫，不仅为定点帮扶县带来资金项目、新理念新思路、新技术和新市场，而且定点扶贫成为中央国家企事业单位干部了解农村、密切干群关系、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广泛动员民营经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参与脱贫攻坚，激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扶贫济困的情感，在帮扶中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新时代脱贫攻坚展现了我国贫困治理体系的巨大价值：以实施综合性扶贫策略回应发展中国家扶贫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发挥政府在减贫中的主导作用以回应全球依靠经济增长带动减贫弱化的普遍趋势;我国在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经过大规模实践检验的自上而下、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有效解决贫困瞄准这一世界难题提供了科学方法。脱贫攻坚不仅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而且成为全球反贫困事业的亮丽风景。
从发展维度看，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国发展必须完成的底线任务
全面小康目标能否如期实现，关键取决于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没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底线任务不能打任何折扣，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承诺不能打任何折扣。如期完成脱贫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刚性目标、底线目标。只有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解决好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才能凸显全面小康社会成色，让人民群众满意、国际社会认可。
党的xx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6853万人，减贫幅度达到70%，年均脱贫人数1370万人，是1994年至20xx年间年均减贫人数的两倍多，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强度集中投入，促进了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条件的明显改善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明显提升，变化之快、变化之大前所未有。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迅速发展，旅游扶贫、光伏扶贫、电商扶贫等新业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生态扶贫、易地搬迁扶贫、退耕还林等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奠定了实现生态保护和扶贫脱贫有机结合的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退出等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施，明显提高了贫困地区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仅要在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上着力，更要注重提升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水平，使他们跟上全面小康的步伐。全体人民安居乐业，是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从治理维度看，在脱贫攻坚战中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关于扶贫工作论述的重要内容，是对传统扶贫开发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党的xx大以来，我国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改革为动力，创新扶贫体制机制，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责任体系。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中西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贫困县党委和政府承担脱贫攻坚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攻坚期内保持稳定。强化东部省份和中央各单位脱贫攻坚责任。二是政策体系。围绕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坚政策举措，打出政策组合拳。三是投入体系。确保扶贫投入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扶贫资金由过去的中央财政投入为主，转变为中央、省、市县投入“三三制”局面，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成为新的投入渠道。出台扶贫小额信贷和扶贫再贷款政策，加强保险扶贫、资本市场扶贫和土地政策支持等。四是工作体系。开展建档立卡，摸准贫困底数，着力解决扶持谁的问题;组织驻村帮扶，增强一线力量，着力解决谁来扶的问题;实施“五个一批”，推进分类施策，着力解决怎么扶的问题;制定退出办法，严格考核评估，着力解决如何退的问题。五是动员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攻坚。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深化细化中央单位、军队和武警部队定点扶贫。动员中央企业开展“百县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动员民营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确定10月17日为国家扶贫日，设立全国脱贫攻坚奖和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建设中国社会扶贫网，不断完善社会动员和参与机制。六是监督体系。对各地开展脱贫攻坚督查巡查、民主监督，中央巡视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内容，加强纪检监察、检察、审计、财政等部门和媒体等监督力量的合作，改进督查巡查办法，确保监督工作质量。七是考核体系。出台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东西部扶贫协作考核办法、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考核办法，组织省际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和媒体暗访，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这套体系的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具有鲜明的创新性、科学性、指导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领导责任制，明确责任、尽锐出战、狠抓实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顽强奋斗，万众一心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