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巨匠，他的个人评价是不是又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鲁迅对他人或是别人对他的个人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1
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在《北平笺谱》中选入陈师曾和齐白石的笺纸画若干。鲁迅独撰《北平笺谱》一书的序言，罗列包括齐白石在内的诸位画笺高手的大名。另外，在与郑振铎编书通信里几次提到过齐白石，1933年2月5日的通信里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留黎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笺谱，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特别是在他与郑振铎共同拟写的发行《北平笺谱》的广告词里，又说：“三十年来，诗笺之制作大盛，绘画类出名手，刻印复颇精工。民国初年，北平所出者尤多隽品，抒写性情，随笔点染，每涉前人未尝涉及之园地。虽小卡短笺，意态无穷。刻工印工，也足以副之。”这些，都算作他正视和审看齐白石的明证。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他评论与欣赏的视觉，始终不离从木刻艺术的主流和木刻发展的主题着眼，因为画笺在版刻艺术一脉里独具一格。周作人则不一样，他除了民间艺术、古代艺术之外，似乎没有鲁迅特别地要搜求外国画外国艺术品的兴致。他却正视国画中的文人画，由衷钦敬同时代的陈师曾和齐白石。他在《陈师曾的风俗画》一文里这样说：“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这话虽旧，我倒是同意的，或者就算是外行人的代表意见吧。手边适值有陈师曾的《北京风俗图》影印本二册，翻阅一过，深觉得这里有社会的意义，学问与艺术的价值，不是一般的画师所能到的。”他还特地求齐白石治印，又精心保存齐白石的印章。周作人在和俞平伯的通信里表示，因为只有名家齐白石的两三方印，名印过少而深觉遗憾。
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2
即使梁启超说陈师曾的意外死亡，对于中国美术界的损失无异于一场东京大地震。但鲁迅没有专门写陈师曾的文字。鲁迅对陈师曾的刻铜艺术和画笺艺术，对齐白石画笺艺术的评点，对国画传统及现状那些零星的议论和评论，并不是疏忽，而正与他的美术思想完全一致。五四时期，鲁迅的美术观，实际上承接了康有为，与陈独秀高举“美术革命”的旗帜一样，齐力主改造中国画。后来南下定居上海，参加左翼运动，美术观进一步变化。正因为反对提倡国粹，所以对文人画总体上倾向于否定。即使是陈师曾这样的友人，受赠其画其印章多多，陈师曾故后，也留心收藏《师曾遗墨》多集，但却不肯正面述及作为国画家与文人画大家的陈师曾。1920xx年，上海美专的《美术》杂志创刊，年底鲁迅署名“庚言”，在《每周评论》第二号上面发表小文章为之鼓与呼，对其关于“中国画久臻神化”的说法则不予认同。后期即晚期，1930年2月21日，他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的讲演《绘画杂论》，更是公开指出国画的弊病：“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社会事件，他们更不需要画寓有什么社会意义。你如问画中的意义，他便笑你是俗物。这类思想很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我们应当对这类旧思想加以解放。”“工人农民看画是要问意义的，文人却不然，因此每况愈下，形成今天颓唐的现象。”
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3
杨永德、杨宁二人编撰的《鲁迅最后十二年与美术》，单列有“鲁迅与木刻团体”一篇，记录从1931年6月，鲁迅为“一八艺社”举办展览会并写《一八艺社习作展览小引》开始，到病逝前的1936年10月8日，最后参观广州“现代版画研究会”组织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木刻联展》，他与各地进步木刻团体有直接联系并出面指导的就多达十一个。这时团结在他周围的，是上海与各地的另一批反体制的青年。鲁迅不仅反对提倡国粹，也主张引进西方和俄国的东西进来，用以改造封建、专制、腐朽的中国。按说，以鲁迅和陈师曾的同事关系，南下之前与后来，完全可以直接接触和联系齐白石的，但没有。没有收藏齐白石的画，也没有请齐白石刻印。他当然知道美术界和国画界的事情，可是对民国画界的主流，即使是徐悲鸿和林风眠，也刻意保持了疏远的距离。“政治正确”的意识之外，或许也和他的名士气有关。
总之我认为，鲁迅对齐白石评价是有限定有限度的，局限于“画笺高手”而已。谈不上是对国画名家齐白石特意的赞美。鲁迅为着力引导木刻，而兴致勃勃地搜集民初的画笺作品包括齐白石，像他搜集南阳的汉画像砖、朱仙镇年画一样，全是为了新美术的营养。
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4
自八十年代以来，“要胡适，还是要鲁迅”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如1998年，《读书》杂志组织召开《人间鲁迅》再版研讨会，谢泳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极尖锐的问题：“为什么鲁迅后来被……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20xx年，李慎之撰文《回归五四学些民主》，又称：“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①……这些意见，都曾引发激烈的争论。近年来，这样的争论，在民间舆论场，也已成常见之事。
确实，无论是思想还是立场，鲁、胡二人的对立，在鲁迅生前已颇明显。1920xx年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力挺许广平等女学生，痛骂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学者陈源。胡适则呼吁“学校为教学的机关，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鲁迅遂嘲讽胡适“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丑态，我说，倒还没有什么丢人，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这才催人呕吐”。1920xx年，胡适欲北上，顾颉刚给他写信，极力劝阻，理由是“这几年，周氏兄弟假公济私，加以(孙)伏园、川岛(章廷谦)们的挑拨，先生负谤亦已甚矣，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万不可再使他们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顾氏之言虽不免夸张，却也可见鲁迅对胡适的恶感已非一日。
关于鲁迅的个人评价5
1920xx年，胡适曾公开称赞鲁迅的《水浒传》研究“很细密周到，我很佩服”。但二人的关系已难挽回。1933年因反对带有共产国际背景的“民权保障同盟”把法律问题统统弄成政治问题，以至于牛兰夫妇这样的共产国际间谍亦在同盟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的名单之中，胡适再次被鲁迅痛骂成颠倒黑白、标榜仁义道德的“帮忙文人”。 ③同年，鲁迅还曾嘲笑“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缘由是胡适在答记者问时说了一句“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接受记者采访之前，胡适刚刚在《独立评论》上刊文《日本人应该醒醒了!》，告诫日本：“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到长江流域的内地，——我们还可以断言：中国民族还是不会屈服的。……日本的爱国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这个时候，真应该醒醒了。”④《独立评论》鲁迅是能看到的，如此嘲讽，似已脱离就事论事的原则，而掺杂着对胡适的个人成见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