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道：“汉未士流，已重品目，声明成毁，绝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为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流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①魏晋时期的美是一种全方位、开放的美，不仅注重人外在的容止、形态;更注重人内在的品德、情操。魏晋风度所展现的是一次人与自然的交融汇聚，阮籍、嵇康风神高骨，陶潜清淡自然。通脱旷达的魏晋之风在当时女性身上也有体现，《世说新语・贤媛》篇中记载了二十三位女性，她们性情率真、节操可钦、见识超群、气度不凡，以“贤”尊其德，以“媛”彰其雅，从姿容、品德、才情展现出魏晋这个自觉时代下女性的整体风貌。
内外兼修之美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人物品评成为风气，人们在不断发现自然美的同时，也寄情自然，以自然之美来比兴自身。在《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姿容秀丽，“濯濯如春月柳”“肃肃如松下风”。这时的女性在某种程度上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男性眼中的女性美已渐趋摆脱视女性为附庸和赏玩对象时所要求的那种外形美。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清散郎，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济尼的评论未见高下，但可见王夫人与顾家妇之美各有特色，都不是香粉腻脂的红楼庸俗之美，而是自成风度，独有神韵的优雅气度。
魏晋女性器重“才与性”。《世说新语・贤媛》篇中的妇人聪慧精明，通情达理，洞明世事，富政治智慧。出身于宦官之家但相貌奇丑的阮姓女子与许允成礼交拜之后，许允一不进洞房，二不与妇语，“家人深以为忧”，后逢桓范来访，许允妇知桓范必劝许允与其和合，结果恰如其所料。桓范走后，许允勉强入内，但未久即欲夺门而出。其妻抓住时机，与许允论理。许允问她：“妇有四德，卿有几何?”其妻对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许云：“皆备。”其妻于是质问：“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德，何谓皆备?”许允理亏色惨，遂夫妇和合，相互敬重。②许允任职吏部而见凝于魏明帝，明帝欲问其“多用其乡里”之罪，许允妇闻知后告诫其夫：“明主可以理夺，难于情求。”故许允见明帝，征引孔丘“举尔所知”以为论据，据理力争，说：“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明帝派人调查后，发现其所荐乡党“皆官得其人”，于是不加罪，反赐新衣于许允。许允妇料事如神，当许允未归，全家嚎哭之时，她却神色自若，云：“勿忧，寻还”，没过多久，许允果如其言而归。在后来许允犯事晋景王而入狱，鉴于官场人事繁杂，险诈多变，许允妇料其夫难免于死。她正在机中，神色不变，设法保全其二子免遭株连，终使一子“擢为尚书祠部郎”，一子为“幽州刺史”，荣耀继续，光照门户。她深沉多智，识见拔乎常人;气度从容，练达无以复加。
还有一位令人叹为观止的智慧妇人就是陶侃母湛氏。陶侃“少有大智，家酷贫”，适逢同郡孝廉范逵前来投侃宿。“于是冰雪积日，侃室如悬磬，而逵马仆甚多。”因此以什么来招待客人，对于湛氏母子来说是一个大难题，但湛氏的表现却令人叹赏不已!“湛头发委地，下为二髻，卖的数斛米，斫诸屋柱，悉割半为薪，诸以为马草。日夕，遂设精食，从者皆无所乏。”以此条观之，侃母之豁达气度，叹绝古今，虽男儿也当自惭，岂独有智算而已!也正因为湛氏能克己忍苦资给陶侃，“使交结胜己”，才有陶侃以后的平步青云。陶侃由此大称赏于士族名流，所谓“(范)逵既叹其才辩，又深愧其厚意”。在这我们见识了湛氏过人的智慧，也让我们见识到了魏晋时人入仕道路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