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党费表恩情
“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这是我的1000元党费，也算是为党和人民作的最后一点贡献。”这是在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最多还能活半年时间”之后，任培增向党组织交上的一笔特殊党费，凝聚了他坚定信念、坚持党性的忠诚之心。
向来身体健朗的任培增，今年3月底，突感身体不适，去嘉兴第一人民医院检查。“肝癌晚期，最多还有半年。”噩耗传来，四邻乡亲都来看望任培增。4月23日，百步镇和五丰村的领导来到他家慰问。任培增不是苦着张脸跟领导们诉苦，而是转身从房间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两个红包，一一交到镇村干部手中：“我知道自己的日子没多久了，其中1000元是我的最后一笔党费，另外这1000元是给村里发展公益事业的。”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钱留给儿子，只是个数字，钱献给党和社会，才能体现更大的价值，发挥更大的作用。”任培增对于党的忠诚无不让人感动。
热心公益助邻里
每月280元的劳模津贴、管理村水机站一年XX多元的收入，骑自行车卖喷雾机一个赚2元，这就是任培增一年的全部收入。可就是这样一位清贫的普通农村老党员，用省吃俭用“抠”出来的钱帮助困难家庭、资助贫困学生。早在1995年，任培增就立下誓言：要在有生之年无息出借或捐献1.5万元，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时至今日，仅他资助的贫困学生就有6名，无息出借2万元，捐赠5400元。
五丰村10组，有一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丈夫王坤荣肢体残疾，妻子章惠娣眼睛失明。早在1990年，他们在造楼房的时候，任培增就看着这夫妻俩不容易，买来价值400元的开关送给他们。同年，他们的儿子王月峰考上了武汉农业大学，却凑不齐学费。任培增得知情况后，主动与他们联系，并表示愿意资助他到研究生毕业。大学4年，每年都送100元，借1000元。后来，不负众望的王月峰考上了研究生，任培增又如约送来了6000元。
五丰村2组的时顺良家庭经济一直比较困难，只能住在3间简陋的平房里，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实在没法住了，才开始造楼房，任培增知道后，就送来了300元。时顺良开拖拉机出车祸后，赔了对方不少，又向任培增借了1000元。XX年，当他准备好了钱去还时，任培增当着他和他老婆的面，把借条撕了，说不要还了，好好供孩子读书，现在他儿子都已经在温州大学读大一了。
任培增走到哪帮到哪。他经常到王店卖喷雾机，认识了开小吃店的王忠良一家。XX年的时候，王忠良换肾刚刚花了20万元，女儿王丽娟又考上大学了，任培增知道后，便决定每年送200元，同时又七拼八凑了4000元借给他们摆烟摊。今年，任培增知道自己的病情后，本来要XX年底资助的200元也提前送去了。
任培增对贫困家庭孩子非常慷慨，但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他不注重吃，不注重穿，出门卖喷雾器都是骑自行车去的，他的香烟盒里经常放着两种烟，递给别人的是好烟，自己抽的却是5元一包‘五一’牌香烟，身上穿的中山装穿了二十多年。
村里的公益事业处处可见任培增的身影。上世纪末，五丰小学要翻建，就通知企业老板开会捐款，任培增得知消息后，主动赶了过去，当场捐献了300元，钱虽不多，但显现的确实一名老党员的拳拳赤子之心。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的泥路一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深一脚浅一脚的，极不方便群众出行，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出资2500元请人给村里修了一条石粉路。
科学种田富乡里
1976年，就在任培增出任小队长的第一天，就向社员郑重承诺：一是保证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二是有柴烧；三是有钱花。这在当时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做起来谈何容易。
种粮是农民的命根子，可当时生产力水平低，水稻的亩产只有300公斤。任培增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水稻的生长跟水温有直接的关系。他经常独自一个人在田头用温度计测量水温变化，无数次地测量，终于探索出了“深水护苗促早发”的田间管理新路子。1980年5月25日，白天气温高达30摄氏度，可到后半夜突然风雨交加，温度骤降，为了防止冻坏秧苗，任培增立即起床赶到水机站，打水灌田，从凌晨两点一直忙到中午，连续干了十多个小时，直到将全队的100多亩水田灌满后，才回家休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培增任小队长的这几年，小队里的亩产年年超千斤。到了1981年，五丰村4队早稻亩产达665公斤，粮食产量增长50%以上，比任培增出任队长前，每亩足足多收133公斤。粮食丰收了，农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五丰村4队也成了全县最早的楼房村。从此，任培增的丰产经验声名鹊起，成了远近闻名的土专家，引来很多的取经者。县里专门组织了巡回宣讲团，请他到全县12个公社产粮区作经验介绍。他也多次被评为地、县、社农业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生产队长，担任普通承包组长的他，1979年光荣地当选为中共海盐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2年还被评为浙江省农业劳动模范。
好党员舍子救他人
“你有几个儿子啊？”每当朋友问到这个时，任培增满是心酸。那是，1978年7月7日下午，任培增正好要到田里干活，可还没走到田头，就听到喊“救命”的声音。他赶忙掉头，循着声音找去，原来是他家前面的一个小青年不慎掉入了沼气池。他跑到家里喊上21岁的儿子任金明一起向出事地点奔去。由于救人心切，在慌忙中他亲自用绳子将儿子吊了下去，仅数秒钟，儿子一头栽进沼气池里。任凭任培增怎么呼喊，都没有了声音。此时的任培增似乎明白了已经发生的一切。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亲自用毛巾捂住口鼻奋不顾身地下到池底，将两人抱上来，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1岁的儿子说没就没了，任培增的妻子更是哭得晕了过去，连走路也经常摔倒，到现在生活还是不能自理。
失子之痛的打击是沉重的，而当县农林局、县沼气办的领导和任培增在讨论赔偿问题时，任培增却是这么说：“作为共产党员、生产队长，让儿子下去救人是义不容辞，别人赔4000元，我比人家少赔一半吧。再说，现在国家经济也困难，我要求再少赔一半，也就控制在1000元以内吧。”最后，任培增默默地只领了700元，在场的群众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